日本从明治维新(1868)开始了资本主义的历程，它迅速选择了西方资本主义“现代”国家走过的道路：首先是国内的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，接着是为了掠夺资源而贪婪地向外扩张，通过武力来建立自己的殖民地。从甲午战争以后，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，日本拥有了包括中国的台湾澎湖列岛、东北三省(满洲)、朝鲜半岛等地区和国家在内的主要的殖民地。1937年，更进一步全面侵华，试图建立日本历史上最大的统治“版图”。在这个版图上，它开始野心勃勃地构建起一套“现代国家”的制度——包括在“经济统合”的层面上建立一套现代化的交通网、土地制度、租税、市场和统一的货币一度量衡；在“国家统合”层面上建立一套“现代化”的宪法、国民议会、政府、地方自治体、裁判所、警察一刑务所、军队等；在“国民统合”的层面上建立一套“现代化”的户籍一家庭、学校一教会、博物馆、新闻等；最后，在“文化统合”的层面上，则试图通过其“现代化”的教育制度，通过强制性地推行“国语”，而创造“现代”的文学、艺术等等[1]——这些“现代化”的经济、政治、国民观念和文化观念，是文艺复兴，特别是法国大革命以后西方现代国家的主要特征。非常具有讽刺性的是，当日本试图通过这些“现代化”手段来圆自己的“强国梦”时，它却采取了对自己的“内地”与“殖民地”分别对待的双重标准：不是要有“国民议会”和“地方自治”吗?然而，当林献堂、蒋渭水等人策动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时，却被日本政府以违反治安警察法提起公诉(1924年)；不是需要有“国民”的“言论自由”与“政治平等”吗?可是当《台湾民报》于1927年8月由东京迁到台湾发行以后，有关民族问题和社会运动的言论和主张，都被台湾总督府的“文化统合”政策给“统合”掉了[2]。
　　日据时代的台湾，面对的正是这些“统合”的压力。而台湾文学也正是在这些权力的压力下，积极参与了本民族的文化启蒙与解放运动，它也充分利用了“现代性”的策……